前序：

荣毅仁荣老板，中国第一红色资本家，如果荣老板谦称中国第二的话，恐怕没有人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了!

《北京青年报》曾经撰文报导荣老板的事迹，称荣老板是北京城最有脸面的人!

年轻时候的荣老板有多帅，如果大家看过《赌神》里发哥扮演的赌神高进，荣老板年轻的时候真的比发哥的赌神还要帅!

荣老板有多豪！这里仅举一个小例子：孙哥的一位中学同学的父亲在中信集团工作，有一次荣老板在客人和下属的陪同下乘坐北京国际大厦（中信集团总部）的电梯，开电梯的小姐穿着得体，彬彬有礼，荣老板非常满意，认为她体现了公司的形象，于是当即掏出一千美金小费作为奖励！那可是八十年代初的北京，普通人的月薪，假若夫妻二人是‘双职工’，‘月入100’都堪称收入不低。如果那个时候能在北京友谊商店（北京唯一的涉外商店）换一点儿美金的话，那可是一件令人十分羡慕的事情！

作为一个老牌追星族和老屌丝，孙哥还真有幸面见过一次荣老板!

大概25年前左右，1995年，1996年的时候，孙哥在北京国贸大厦的一家公司上班儿！有一天下午国贸大厦一层召开了一个大型贸易博览会，孙哥就下去看看热闹！博览会的商品琳琅满目，孙哥买了一个善财童女的瓷器娃娃，正要转身离开时，忽然人头攒动，进来很多人，我们就被保安人员叫住在原地不动，孙哥也刚好手捧瓷娃娃站在最前排！不一会儿荣老板被许多人前呼后拥的走进会场，荣老板非常气派，穿一身浅色西装，戴眼睛，身材高大，气度非凡，周围都是工作人员，保镖和随从！大概见到只有一个手捧瓷娃娃的，荣老板就用目光注视了我一下，荣老板的目光极其犀利和威严，还真把孙哥吓了一跳!

随后荣老板在有关领导和众人陪同下走入会场!

那是孙哥唯一的一次见到荣老板本人，荣老板威严的目光孙哥至今记忆犹新！

几年后也同样在国贸大厦的中国大饭店，有一次中马论坛，孙哥同样在会场中被突然围在中间，当时李岚清总理站在孙哥左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站在孙哥右侧，我们呈一个三角形的方位，彼此的距离是一个手臂那么长。 李岚清总理和马哈蒂尔总理亲切交谈，李岚清总理的英文很好！当时的那个氛围很融洽，和荣老板威严的目光是不一样的感受！（注：孙哥算是很幸运的追星族啦，应该去当记者）！

荣老板的一生充满传奇！他或许是中国近代最具老板气质的大老板！所以所有人，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尊称他为荣老板!

2005年，荣老板驾鹤西游，享年89岁！

他的离去，标志者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属于荣老板的时代！从此世上再无荣老板！

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传奇人生

2017-02-28 11:07 凤凰江苏

有人说：“荣家之所以能一直这么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善于处理跟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今天的主流媒体对荣毅仁的一个重要描述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往事如烟

有记者描写荣毅仁：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气宇轩昂的感觉。而荣毅仁最喜欢的那句名言“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则被许多当代中国企业家视为圭臬。

3 000多年以前的周代，泰伯奔吴，立足梅里，把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到“荆蛮之地”，开风气之先。公元前202年，无锡正式建县，因境内锡山锡、铅资源枯竭而得名“无锡”。隋唐时期，大运河贯穿其境内，交通便利。明清时期无锡成为长江流域四大米市之一。近代，沪宁铁路通车，形成了“大十字”物流枢纽，适于现代企业生根萌芽。

中国商业史上，显赫百年的“荣氏家族”就发迹于此。

荣家曾经风光无限，有人在朝廷里做大官，声名远扬。到了荣毅仁曾祖一辈，家道中落，祖父荣熙泰不得不进入铁匠铺当学徒工，长大以后给人做账房先生，艰难度日。

荣毅仁伯父荣宗敬，14岁因家贫离开学堂，辗转来到上海一家铁锚厂。那是1886年，正值晚清时期。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一直在私塾读书，而荣德生正是荣毅仁的父亲。之所以哥哥辍学工作，弟弟继续求学，是因为家里把光复门楣、考中科举的期望加在了荣德生身上。荣德生却无心求学，15岁跟随兄长足迹，从无锡郊区闯荡到了人潮汹涌的大上海。此时的荣宗敬在一家钱庄做学徒，他把自己的弟弟推荐到了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 

几年后，兄弟俩和父亲一起在上海开了钱庄，名叫“广生”。这家钱庄后来成了荣氏家族财源滚滚的起点。钱庄生意很好，荣德生有了进一步的想法，他单身一人前往广东，并顺利融入了当地的商圈。

众所周知，江浙人和广东人是中国人中最会做生意的两个群体，他们对于时局变化的敏锐把握成就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商人。直至今日，政府高层的微小动作都会让江浙商人做出一系列的商业反应。当时，广东有广州和潮州作为通商口岸，从国外进来的物资中，面粉所占比例最大，销路很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

受此启发，恰逢“支持国货”时局，广东归来的荣德生和哥哥荣宗敬把面粉厂厂址选在了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取名保兴，随后陆续在上海、无锡、汉口开设分厂。又过了20年，这期间清廷如风飘去，各地都在革命，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荣家两兄弟却不声不响，跨入了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行列，成为名震工商业界的“面粉大王”。

这20年对于世界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言是一段值得回忆的光阴：1928年当选美国总统的胡佛成了第一个在中国发了大财的美国人；日升昌票号在清廷瓦解后随之宣布破产，旧中国的金融心脏从山西平遥一路东行，转移到了上海滩；早先的商业标志人物，作为民营和国营企业两大代表的张謇、盛宣怀风吹雨打去；中国北方，周学熙继承了盛宣怀衣钵，成为民国初期最精明的官商；重庆北碚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福建“集美学村”陈嘉庚，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元勋张元济粉墨登场；“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企业大王”刘鸿生，“棉纱大王”穆藕初开始谱写中国新的商业史……

这些人闪耀在20世纪前50年，他们就是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过，这群人并没有被史学家过多提及。被后人记住的是五四运动中青衫飘扬的知识分子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文化人。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21岁的荣毅仁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年轻的他更喜欢摆弄德国蔡司相机，玩赏珍贵的滴血玫瑰，观看足球比赛，这些也成为他一生的业余爱好。这一年，他以家族企业经理助理的身份走上中国工商舞台，他真正站在聚光灯下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荣毅仁和自己的家族在战火中扮演着自己的商人角色，小心地选择政治立场，一次次在重大的命运选择面前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赢得了对这个国家的领导权。荣氏家族再度面临艰难的选择，走与留的选择。国民党溃不成军，腐败贪污，失去民心。当时的台湾经济尚不发达，去到那里谁能保证不会夜夜思念繁华旧梦？如若不走，又担心进城的共产党都是无产者出身，保不准要将有钱人“共产”。

反复权衡之下，沉默寡言的荣德生决意跟命运对赌，“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最后，荣德生和次子荣毅仁决定留在祖国大陆。

遥想当年山雨欲来

1949年5月24日，上海解放。多年后，荣毅仁忆及当初，心绪不再沉重，“传说解放军要进城，我们怕吃流弹，晚上让家人都睡在楼下……一路上只见解放军官兵果然都露宿街头。车到成都路浦东大厦时，一个解放军拦住我说，前面敌人还没清除，不安全……解放军军纪真好，秋毫无犯，同国民党军队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

时间回到3个月前，陈毅在徐州主持华野前委扩大会议，要求秘书起草一份《入城守则》。次日，规定“不入民宅。部队没有找到营房前，一律睡马路”。

再回到解放军接管上海前一个月，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东方号”驶离香港，3个与日后上海发展密不可分的人物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同船启程。历时7天，三人到了北京。5月9日晚，朱德亲自去潘汉年房间同三人见面。5月11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了三人。中央决定让潘汉年任上海市委常委兼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治和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管文化局，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许涤新任上海市委委员，主要任务是协助曾山同志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工作。

解放军进城一周，荣毅仁惴惴不安，密切地关注城中每天的变化。

1949年6月2日下午，许涤新以市工商局长的名义，邀请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中国银行大楼召开座谈会。会后，荣毅仁到中国银行二楼找到许涤新，想邀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彼时的上海，处在经济恢复的困难阶段，荣毅仁的举动是在代表商界向新政府投石问路。

结果，陈毅不仅带了潘汉年和许涤新等领导干部应邀同去，还将夫人张茜和孩子们也一同带去。在荣毅仁的家里，陈老总亲切坦率，谈笑风生。这次聚会一直到晚上11点才散场。席间，政治领袖和企业家没讲政治道理，但联络了彼此间感情。荣毅仁回忆这次吃饭时说：“这次家常式的会晤，虽然已事隔数十年，却恍如昨日。”

谁也不知，这顿饭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荣家的命运。在荣氏企业资金紧张、原料供应不足、困难重重的非常时刻，新政府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

1957，商人与国家

一个官本位的农业国家里，商业的地位是模棱两可的，而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向来尴尬。新中国，政府对于商人和商业的态度非常明确：公私合营，有偿地将旧中国的民族资产收归国有。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于商业和商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执政党努力恢复国家经济，发展生产力，稳定社会做出的让步。

回想新中国成立前，民族资产阶级在上海逐步成长，却是同样的风云，不同的感受。

国民党政府对于荣家，是个矛盾而艰难的话题。中国工商业陷入萧条之际，荣家面临倒闭困局，唯一能伸出援手的就是政府。国民党政府的“救济计划”实质上却是要吞并荣家财产。先是陈公博后是宋子文，国民党的计划无疑是个充满时代特征的国家阴谋。

最后，荣家的产业在银行家陈光甫的帮助下暂时摆脱困境。时隔多年，有学者指出：“国民党政府对私人经济相当冷漠，甚至不愿对漩涡中的民族企业家施以援手。” 

1952年7月29日，荣德生在无锡病逝。这时的荣毅仁，已经与中国共产党诸多高层干部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因此，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荣毅仁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荣家产业实行公私合营。他的举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立即在工商界引发轩然大波。虽然放弃了祖业，可这样的结局至少让荣氏家族在困难中更好地存活了下来。

三大改造宣告完成。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阐明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看法。荣毅仁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疑问：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

疑问切中了难点，因此非常敏感。后来，荣毅仁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发言中，公开提出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回答了荣毅仁的问题：“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会提问题”的荣毅仁展示了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远见，而作为商人，“退则富可敌国，进则登堂为仕”的中国式梦想离他越来越近。1957年，作为一名成功商人的荣毅仁同时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1月初，“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29年之后，荣氏200多位海外亲属回国大团圆，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分别接见了荣氏亲属。叶剑英说：“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荣毅仁这个优势，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

穿过风暴

中国商业阶层历来多灾多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始终扮演着模糊不清的角色。

荣毅仁选择留在祖国大陆，前途充满未知。经济建设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商人阶层和新中国一起度过了一段甜蜜的岁月。然而，摸着石头过河的领导阶层一旦思想上起了变化，政治运动势必成为主流。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和检阅红卫兵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更加如火如荼。荣毅仁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知道荣毅仁的住处。8月20日，女附中的红卫兵涌到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妻子杨鉴清更是昏死多次。直至周恩来亲自干预，夫妻俩才算转危为安。不过，荣毅仁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他被指派去锅炉房运煤，从此落下了腰疼病。那时，他还患有肝炎，并伴随眼底出血。由于耽误治疗，最终左眼失明。

此后，军代表让荣毅仁与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经叔平打扫卫生，洗刷厕所。两人干得很认真，甚至自己掏钱买来盐酸，把马桶洗得一尘不染。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惊异地发现，留在1978年之前30年记忆中的人物，命运竟然如此相似：他们的热忱被国家无情地辜负，这是历史的遗憾。

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荣毅仁巧遇邓颖超，听到了总理口信“你还是有前途的”，一时间热泪盈眶。

身处逆境，却能守口如瓶，从不趋炎附势，和权势者保持距离，荣毅仁所做的一切都被老帅叶剑英看在眼里。1978年，在叶剑英的举荐下，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前，他赋闲家中，以养花为乐。

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原先付给资本家的定息都停止执行，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工作组和上海新市委决定落实政策，予以退赔。时任中央赴上海工作组成员的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一书中回忆：“上海资本家很集中，按照情况要退赔30个亿，可不是小数目。市委研究以后决定给中央作报告，明确表示要如数照退。上海退赔的最大对象就是荣毅仁。”

荣毅仁大概感觉到了历史的新契机，他带头到上海来领这笔钱。如果不是风云突起的政治运动，荣毅仁大概和很多民族资本家一样，会成为新中国工商业的缔造者。即便波诡云谲的政治事件无人能预先参透，对时局的理性判断依旧是荣毅仁在风暴中的防护伞。

两种角色：亦政亦商

荣毅仁一生的社会角色始终在资本家与政治家之间来回切换。早年的荣毅仁以“资本家”的身份进入世人视野，随后获得巨大的政治认可，而晚年又回归“老板”本色。

改革开放第一年，邓小平公开倡导：工商界的人要用起来，工商界的钱也要用起来。

由此便有了之后的一次聚餐。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方是邓小平，客方是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这5位“资本家”。

大厅摆上了火锅，众人围坐着吃涮羊肉，宾主双方觥筹交错，气氛相当热烈。邓小平点燃一支烟，说：“你们对搞好经济有很好的意见，我们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

当其他人要求给民族资本家平反时，荣毅仁却提出新的想法：“外汇有限，引进外资的目的性要明确。”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既缺资金、设备，又缺人才。鼓励海外人士来华投资，创办中外合资企业，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无法得知，荣毅仁“目的要明确”的融资方案是否“蓄谋已久”。总之，这位深谙转轨语境下政商关系不断变迁的“红顶商人”，将他信奉的一句名言发挥到了极致——生意做多大，关键看眼光有多远。 

邓小平边涮着羊肉边对荣毅仁说：“你主持中信，给你的任务，你觉得合理就接受，不合理就拒绝，由你全权处理，错了也不怪你。”

一餐涮羊肉，不经意间改变了荣家的事业轨迹。

1979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国营企业，荣毅仁担任董事长。一头华发的荣毅仁自掏腰包1 000万元，先期启动中信。

7月8日，中信在北京金鱼胡同召开发布会，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其他法令，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这一最初的“外贸企业”，可谓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首例，比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还早了一年。

1992年10月30日，荣毅仁上书国务院总理李鹏，汇报中信工作，希望继续作为改革试点，坦言中信的国际化、经济法人和负债经营的特点，恳请给以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国务院正式批文后，中信走出了夹缝中生存的境况。

一年后，第八届全国人大选举荣毅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这位76岁的红色资本家重新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再次把亲手缔造的商业王国交给了助手。 

2005年10月10日，胡润“中国富豪强势榜”公布，香港中信泰富CEO荣智健第三次登上榜首。两天后，荣智健一个人悄悄地来到北京。他的父亲、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已因内脏感染、衰竭入住北京三○一医院。虽然远在上海和无锡的荣氏亲属还抱着一线希望——荣毅仁能安然度过2005年的冬天。然而，这位喜欢穿法式双排扣西装，被人称做“老板”的老人还是在15天后辞世了。

荣毅仁的离去，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中国那一代企业家成为绝响。

“这是一个时代的句号！”比荣毅仁小6岁，长期在重庆某医院卧病休养，曾经的“中国船运大王”卢作孚之子卢国纪，长叹一声。

从向毛泽东提出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能否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的问题，到率先提出将自己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再到创办中信，最后成为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演绎了从民族资本家到新中国政治家的角色转换，也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百年风雨竖起了一座丰碑。

这个被毛泽东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财富家族”继承人的企业家，以“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缺失的样本

荣毅仁的身上，带着中国传统商人的慎重沉稳，同时又有欧美商人的活力。无论是接见外宾还是参与国事活动，荣毅仁都保持着现代企业家应有的翩翩风度。

改革开放30年的激荡风云，为中国造就了一批新的老板，他们手中的财富已然到了惊人的地步。特别是随着私营经济的风起云涌，新企业和企业家脱颖而出。只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新兴的老板们似乎从整体上遗忘了中国商业阶层特有的气质——他们要么占山为王、故步自封，要么狂放不羁、目中无人。追忆那群曾经充满了矛盾的民族资本家，有这样一个问题渐渐清晰——“荣毅仁们”给新中国商人阶层留下了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明显的重农抑商倾向。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中国涌现出来一大批民族资本家，他们毅然放弃了传统的抑商贱商观念。选择从商，需要莫大的勇气。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张謇，晚清状元出身，下海经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得见。

当时，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腐朽让心怀国家的士人绝望，而鸦片战争以后国家的衰落与败退，使一群人意识到了工商业的重要性。于是，一批从不缺乏参与和改造社会热情的中国人发现，通过商人的角色和手段也可以实现改天换地和青史留名的理想。一群群意气风发的企业家出现了，他们从各个领域出发，开始放大自己的使命，纵横商场、指点江山，“实业救国”的理想远大于经商发财的目的。

但这注定是一场戴着脚镣的起舞。“实业救国”进而改造社会的行动并没有取得最终胜利，历史已给了这条道路一个确切的结论。但对于民族资本家们而言，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让这些留在历史中的名字不仅仅代表商人。

亚当·斯密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企业大王”刘鸿生曾经大力推销煤炭，此举威胁了售柴为生的山民生计，他说“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不太平”。

近代史专家侯宜杰在其著作《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企业家阶层是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量。他们在推动立宪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地的商会网络，有了英式商会的自治与民主管理实践。1906年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会员中一半人有办企业的经历；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期为九年，郑观应随即写了一封《上摄政王请速行立宪书》，告诫朝廷“若不及早立宪，效法强邻，尚自因循粉饰，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 。

历史证明了这些未雨绸缪的观点，而它们都出自民族资本家。

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从出身的背景上来讲也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有海外留学经历，继承了早期民族资本家奋勇经商、励精图治的精神实质。可惜，他们唯独缺少了民族资本家身上的某种特质——时代感和整体感。当然，这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因素。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

样本已然缺失，一个阶层就这样在我们面前消失……